建始县南乡锣鼓世纪变迁史

在建始县高坪镇花园村十组，一支女子锣鼓队在乡间迎来了罕有的“收视率”。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感叹说：“活了一辈子，只听说男人打锣鼓，从没看到过女人打锣鼓。”一支小唢呐、两支大唢呐被三个女人吹得悠扬悦耳。花园村70岁的老鼓手熊学龙介绍，南乡锣鼓表演像这种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场面已经有30多年不见了。

坐了多年冷板凳的南乡锣鼓为何重新露出“火”的苗头？翻开历史，让许多奇谈趣事来解读其中的缘由。

南乡锣鼓技艺偶得于一河南师傅

建始丝弦锣鼓有两大派：南乡、北乡。“北乡”的发源地在长梁，长梁在建始县以北，因此称北乡锣鼓。自1981年起，北乡锣鼓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得到保护、挖掘和整理，建始县于2001年4月出版了《建始丝弦锣鼓》一书。2004年，长梁乡被州政府命名为“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2006年，北乡锣鼓被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传承人肖茂荣、肖远游被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

“南乡”的发源地在高坪镇干沟村一组箱子井，箱子井因一口永不干涸状如箱子的水井而得名。高坪是建始县东大门，为何发源于此地的锣鼓叫“南乡”锣鼓呢？

两百多年前，建始高坪、三里、红岩等地盛行秧歌锣鼓，一般由4人表演：一人击怀鼓，一人鸣大锣，一人打锣，一人耍手帕。表演场地或在农家厅堂，或在房前院坝，或在田间地头。表演者来回穿梭，或扭或舞，说词唱腔大多即兴创作，其歌词自由诙谐极富情趣，是很受农民欢迎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

当时，干沟箱子井有一个势力强、人称“文武双全”的郭氏家族，郭氏族中的郭祖舜特别爱好文艺，吹拉弹唱俱全，人称“文秀才”，老兄弟郭祖舜、郭祖尧俩共有7个儿子：郭德林、郭兴杰、郭德轩、郭德猛、郭德勇、郭德刚、郭德强。其中，郭兴杰自幼随叔叔学秧歌锣鼓及其他乐器，于1920年在家开设学馆，教授私塾。

一日，郭先生课间歇息时吹笛，见外面站着一陌生听众，头发蓬乱，衣着褴褛，一打听，方知此人来自河南某戏班，因家乡附近的黄河发大水，戏班在逃难中解散而流浪至此。眼前这位流浪人姓单，郭先生非常同情他，便将其收留，并酒肉相待。郭先生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单某深感无以报答，见郭先生特别爱好文艺，于是将随身携带的戏班演奏的工尺谱拿出来，教郭兴杰演奏。该工尺谱由300多片竹篾以麻绳连接而成，正反两面刷有生漆，尺谱一面有“多、里、郎”等符号，另一面有“○、×、－”等符号，一面是吹的，一面是打的。虽然郭先生酷爱文艺，却看不懂这些符号，经过单师傅指点，郭兴杰叫来了郭德林、郭德猛及表兄杨科远、杨高远，让他们分别操持鼓、大锣、钹、唢呐、勾锣等乐器。在学习过程中，单师傅注意将本地秧歌锣鼓糅合进来，形成了箱子井锣鼓独特的风格。锣鼓学成后，单师傅不辞而别，从此无影无踪。因单师傅来自于河南，心存感激的郭家便将箱子井锣鼓命名为“南乡锣鼓”。

演变：越来越火进北京

单师傅离去时并没有带走工尺谱，郭兴杰一有空就抱着这个竹笺琢磨，总觉得这个工尺谱上的符号生硬。揣摩来揣摩去还是弄不出个究竟，便邀兄弟郭德林、郭德猛等反复切磋，用不同的手势照着工尺谱上的符号敲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揣摩出一些路径，而且根据工尺谱中所表述的钹两副、唢呐两支、锣三支，边摸索边练习，演奏人员由5人增加到8 人，由原来的单钹单吹到双钹双吹进了一大步。郭氏兄弟学艺十分刻苦，郭德猛学的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勾锣，但是他勤学苦练，把勾锣抛到空中离手近一米高，然后蹦起来打“飞槌”。有时锣飞在空中，悬空追敲四下，成为一道靓丽的演奏风景。郭师傅的槌不单是打锣，还打人！谁要是在演奏中出一点差错，背上必是猛挨一下，那便是郭师傅的警告加处罚。

他们的勤学苦练换来了高超的演技。1955年，恩施专署组织锣鼓大赛，南乡锣鼓获得了第一名。1957年，郭兴杰之子郭自军、郭德林之子郭自鄢等4人组成南乡锣鼓表演队，由县文化馆选送到省城排练几个月后，当年9月随省100多人代表团进了北京，参加了有28个民族1300多名演员参加的“百花齐放”民族歌舞展演。这次演出很成功，演员们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捧回了奖状和奖品：一大一小两支唢呐、两副钵。从此，南乡锣鼓在巫山、巴东等地演出，走到哪红到哪。一次，在为人送喜匾时，观看的人把板壁挤垮了。在高坪小水田送葬时，观看的人把楼都压垮了。此后，在人们的婚、丧、嫁、娶、乔迁、寿宴等红白喜事上都有南乡锣鼓队的身影。

家训：南乡锣鼓严禁“出井”

郭氏家族历来团结互助，在当地成为美谈。但是，他们的南乡锣鼓早在第二代传人郭兴杰的演奏时代就有严格的家规，严禁南乡锣鼓“出井”，其班子组成人员除郭家外就是他们的亲舅舅之子杨氏兄弟，用他们的话说是教了徒弟饿了师傅！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郭氏家庭终于出了个“叛徒”。

1963年，箱子井南乡锣鼓队到高坪镇花园村李家送葬，居然神出鬼没地冒出一个锣鼓班与箱子井锣鼓打得一模一样，于是，郭德林、郭德猛等刨根问底。一再追问下，郭兴杰之子郭自军不得不招供：半年前，他以在小队请假外出搞副业为名，躲到花园村去教锣鼓。为防外人知道，他们将锣鼓用布包着，以免发出声音，躲在山洞里，教了20多天。这还了得！郭德猛拍桌子一巴掌：“把郭自军拉出来给我狠狠地打。”东道主慌了神，与都管出面说好话，才免除郭自军现场挨揍，但回家后，郭自军还是遭到了严厉的家法惩治。这一时期是南乡锣鼓演奏的鼎盛时期。

不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南乡锣鼓遭到暴风雨般的袭击。

从文革破“四旧”开始，南乡锣鼓即被列为“牛鬼蛇神”，从此，箱子井南乡锣鼓开始走入低谷。但南乡锣鼓仍然在人们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郭氏家族在北京演奏获得的奖品先后被人“偷” 走，两副钹被人换走，郭氏兄弟的演奏盛况从此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喜爱南乡锣鼓的人们又悄悄地请师傅传教，郭兴杰之子郭自军、郭德林之子郭自炎、杨科远之子杨万国等开始授徒，慢慢地，“锣鼓热”卷土重来。那是大集体年代，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定制了一套锣鼓乐器，有一个大堂鼓，有一班锣鼓队员，送公粮、送兵等都要打锣鼓。郭自炎身背75公斤化肥去送公粮还边吹着唢呐。

师傅教徒弟，徒弟教徒弟，很快，就有近百个锣鼓班子遍布高坪及周边乡镇，但同是南乡锣鼓的传人，这些锣鼓汇集在一起，没有一套打法与原汁原味的箱子井南乡锣鼓相吻合。为啥？因为郭家家法规定，传徒时总是想方设法改变一些打法或调子，因此后来的南乡锣鼓可以说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成了“天女散花”的格局。

搜集：几经周折遭遇尴尬

1980年，省文化部门一位姓陈的女工作人员，在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箱子井，把郭自炎、郭龙炽（郭德猛之孙）、郭龙聪（郭自炎之子）招到高坪镇文化站，向他们道明了搜集、整理、保护南乡锣鼓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征得他们同意后，第二天就把他们三人召集到恩施专区文化馆。当时的社会平均工资为1.26元/天，文化部门却付给他们每人每天3元钱的工资。15天后，南乡锣鼓整理完成了80%的初稿，到第16天的清晨，郭自炎把儿子和侄子叫到厕所里悄悄对他们说：这事千万搞不得，他们搞去了我们就踏摊子了！于是，叫两个后辈先一步走到约定地点，郭自炎将整理的初稿一篇不留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溜掉了。之后，县文化馆和县民宗局工作人员多次来箱子井，试图搜集整理南乡锣鼓，都没问到个究竟。问及工尺谱，答案只有一个：被虫蛀掉了！随着第三代艺人郭自炎等先后辞世，箱子井南乡锣鼓濒临失传。

抢救：五年追踪不言弃

自2006年起，在县药监局工作的锣鼓爱好者毛昌恒定下了“抢救南乡锣鼓”的计划。从此，每逢节假日和周末，箱子井及周边地带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期间，他走访艺人30多个，走访农户 100多家，还特地约定了部分信息员为他传递信息，只要有人在红、白喜事上邀请锣鼓队，他都想办法到现场采访、收录各种音像资料，并通过与郭龙炽、郭好旭等艺人真诚交友，使他们明白了南乡锣鼓“不外传”濒临灭绝的危险性。

五年锲而不舍，毛昌恒搜集整理了1万多字的文字资料，南乡锣鼓的120多个曲牌，现已搜集整理60多个，由干牌子、竹路调子、坐堂调子、丝弦、围鼓等五大部分组成。2010年，在县文体局、县民宗局的大力支持下，南乡锣鼓被纳入保护计划，并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未来：重振旗鼓不是梦

尽管文革时期南乡锣鼓被划成“地下俱乐部”逢会必斗，但是自幼好跟着爷爷郭德猛听锣鼓的郭龙炽仍把锣鼓与自己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

那是1982年，郭龙炽在龙坪下棋棚乡送葬时看到一面好锣，想向主人家购买。当时主人家出价150元，因为没有挣钱的来路，郭龙炽只得向六七家农户借了500多公斤粮食卖掉后凑齐了钱，买下了这面心爱的锣。用他的话说，就是“宁愿肚子饿，不能不打锣”。第二年，他又花150元买了两副钹。为了这300元，他束紧了好几年裤腰带才把账还清。

箱子井锣鼓有着独特的魅力，70岁的熊学龙前年患急性脑膜炎，生命垂危之际，已经不认得身边的亲人，却还不停地做着一件事：手在身体上打着锣鼓的节拍。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吃惊。

除熊学龙等得到了郭家真传外，村村寨寨的南乡锣鼓班子基本都是“半调子”。为了走出这个困境，在毛昌恒的劝导下，郭龙炽终于解开了郭家锣鼓“不出井”的禁锢对外授徒。在赤沙地村教第四班徒弟时，当时春耕正忙，徒弟们把他“扣”在学习场地，一教就是三十多天。他们的口号是，不学精就不准老师回家。郭龙炽根本不知道徒弟们的家属早就偷偷到他家帮他把田挖了粮食种了，到“出师”那天，徒弟们给师傅披红挂彩，锣鼓喧天把他送回了箱子井。

郭龙炽先后教徒30多班。近几年，随着村民外出务工，在家的青壮年男子已不多，但人们对南乡锣鼓的喜爱不减，先后有三支自发组织的女子锣鼓队请郭龙炽教授绝艺，花园村十组女子锣鼓队便是第一支。

南乡锣鼓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未来。